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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3-06-28 09:33:06 浏览:23402 来源:办公室

关于构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与思考

               —以司法实践为基点的可行性基础研究与制度设计   

花园法庭  魏建明

 


【内容提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在许多国家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该制度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民主与公正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我国却鲜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出现,这一制度仍处于探索和争论阶段。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缺失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在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就显得迫在眉睫。直面司法实践现状,分析制度障碍、理论冲突,剖析可行性基础,以期在诉讼制度层面上使这一问题从源头上得以解决,设计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可行性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近年来,诸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频发。这些冤假错案的背后几乎都存在着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甚至是暴力取证的问题。而恰恰就是这些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获得的口供,能够一路畅通的通过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最后被法院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时,我们应该反思,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虽然与相关办案人员办案不严谨,对证据的审查不充分等人为因素密切相关,但在此同时,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还不够完善亦对办案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未在我国得以建立,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等亦有着不小的负面影响。

依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收集保全各类证据,为刑事审判提供定罪量刑的证据材料。当前,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材料一般以书面形式提交法庭,但在不少案件中,书面材料不能充分反映案发情况,不能排除一些疑点。如果由侦查人员当庭说明情况,对相关问题进行质证,则可以使法庭顺利查明案件事实,从而提高诉讼效率,增强司法的公信力。

虽然学术界对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这一观点普遍都持赞成观点?!缎淌滤咚戏ㄐ拚福ú莅福返诙醵哉庖恢贫鹊娜妨⒈砻髁肆⒎ú忝嬉嗍酝级源擞兴黄?。但这一制度不论是在证据理论还是在诉讼制度上都存在许多难以厘清的问题,很多学者、相关单位对此也各执一词?!缎淌滤咚戏ā纷詈竺挥胁赡伞恫莅浮返哪谌菡腔诖说目剂?。本文基于司法实践的现状,从理论重述、制度障碍入手,以期从根源上对这一制度的实施必要性做出说明,并使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得以有效运行。

一、实践现状之考察

现在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研究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度嗣窦觳煸盒淌滤咚瞎嬖颉返?43条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弊罡呷嗣穹ㄔ骸豆赜谥葱?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规定:“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人员出庭作证……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分别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闭庑┲贫扔Φ彼迪嗟本哂兄葱辛?,但因为制度上的障碍也曾搁置了四年之久,之后才作了一些尝试,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例确属凤毛菱角。[1]2002年4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交通肇事案通知警察出庭作证,被誉为“新中国的第一次”实践。[2]2006年4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吴炳朝故意杀人案,传唤包括两名公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是浙江省法院庭审历史上首次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例。[3]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如2005年12月2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国家安全厅、司法厅出台的《关于刑事证据证明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05年8月6日,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作为庭审细则进行规范。这些案例、规范性文件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正视面临之困境

《刑事诉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虽然存在多方面的不足[4]。但《刑事诉讼法》最后仍未采用,说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还存在诸多难以厘清的制度障碍、理论冲突及相关诉讼规则的缺失。

(一)理论冲突

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其诉讼理论更接近于大陆法系。传统理论将证人界定为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情且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根据这一界定,承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及侦查人员均不得同时作为证人[5]。

根据我国的证据理论,证人是以本人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证人在案件事实发生时就了解案件的情况,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侦查人员是在侦查机关立案后才了解案件事实的,根据其任务可以替换,这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存在矛盾。而侦查人员作为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由于其工作性质是指控罪犯,其主观意愿是希望犯罪事实成立的,所作证言容易偏颇,亦不具备独立的诉讼地位,故不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理论界对侦查人员身份过于狭隘的界定成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化的最大障碍。

(二)制度障碍

1、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公检法三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独立、互不隶属的司法制度,坚持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控、审呈流水作业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了警检审分离,侦查人员没有义务出庭作证以使公诉获得成功。

2、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决定了在侦查阶段获取的证据较之证人在庭审中以言辞方式提供的证言在诉讼中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客观上导致了对直接言辞的不够重视,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更是处于一种忽视状态,并使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

(三)规则缺失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建立在“审判中心主义原则”下的诉讼模式与我国的诉讼模式不同,审判机关不存在对审前程序的控制权,致使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与我国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6]

英美法系国家围绕着“审判中心主义原则”而建立的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交叉询问规则等证据规则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出庭作证。大陆法系国家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职业法官审判方式的传统,虽然说在证据规则方面不如英美法系国家发达,但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直接言辞原则、检警一体化理论却也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扫清了规则障碍,并与英美法系的相关原则相互渗透,构成了大陆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在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因此,我国没有确立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证据规则,但与此同时,大陆法系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得以建立的基础——直接言辞原则、检警一体化理论在我国也没有得到体现,导致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规则的缺失。

(四)立法缺位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是《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这些法律法规对其他部门没有约束力,且不是强制性规定,侦查人员是否出庭作证以其意愿为前提,没有明确的行为后果。作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的根本性法律——《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上存在矛盾?!缎淌滤咚戏ā返诹豕娑ǎ骸胺彩侵腊讣榭龅娜?,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蓖?,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钡诙颂豕娑ǎ骸霸H喂景钢と说恼觳槿嗽庇Φ被乇??!闭馊醴ㄌ踔?,其中第六十条规定了证人的资格,并不排斥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给人产生了侦查人员不是证人的意思表示,实际上否认了侦查人员作为证人的资格,在实践中会侦查人员往往会以此为借口拒绝出庭作证。

(五)意识困境

1、侦查人员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其人身安全和工作方式应该得到保障。[7]一部分人认为,如果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其在办案过程中产生的不当取证甚至非法取证将会暴露,这无疑加大了职业风险。而且,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时必须接受法官、辩护人的质询,要将一些办案经过进行陈述,这有违秘密办案原则。同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时势必要面对被告人及其家属,在被告人及其家属听取其陈述,特别是对被告人不利的陈述后,势必会对侦查人员和其家属的生活、人身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2、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将导致已经较为有限的警力更加缺乏。如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确立,将使侦查人员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为出庭作证准备的过程中,其“有效工作时间”将明显减少,必将影响到其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行性基础研究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是追求实体公正的客观要求,是抑制违法侦查的需要,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趋势,但对于我国现今是否具备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条件、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是否完备,国内学者、实务部分的分歧较大。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已经具备了建立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法研究、法律基础研究、实践基础研究厘清思路,分析制度的可行性基础。

(一)比较法研究

1、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识等形式对案件事实作出证明的人”。[8]据此,侦查人员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毋容置疑的,侦查人员负有和其他证人一样的义务,如果其提供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将构成伪证罪。[9]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交叉询问是开展庭审的重要方式,侦查人员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普遍存在。支撑英美法系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理基础是证据可采性规则和审判中心主义原则。证据可采性规则具体包括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传闻证据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证据而加以排除,证人证言只有通过交叉询问才可以采纳。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为了防止侦查人员因为职务因素而非法取证,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其取证情况进行说明。审判中心主义原则是指司法活动应围绕审判开展,任何证据必须通过审判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在庭审过程中对侦查人员进行交叉询问,通过交叉询问,揭露证人证言中存在的缺陷。例如在美国曾经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正是出庭作证的白人警察富尔曼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并非法取证,最后导致警察所取证据被排除,辛普森无罪释放。

2、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理论对证人的界定范围相对狭窄,侦查人员被排除在证人的范畴之外。我国目前实施的刑事诉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吸收了这些理论。但是,由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查清实体案情较为重要,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因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也普遍存在。[10]其存在基础是直接言辞原则和检警一体化理论。直接言辞原则是指法官必须直接听取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任何未经法庭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检警一体化理论是指在案件审理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具有支配权,侦查人员作为检察官的助手和控诉支持者参与司法活动,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检察官可以命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3、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融合与开放,两大法系中的许多里面和制度都在相互渗透,比如,英美法系的审判中心主义原则对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也有一定影响。德国的“证据禁止理论”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可采性规则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直接言辞原则,但其传闻证据规则也有直接言辞原则的基本功能。大陆法系的检警一体型和英美法系的检警分散型模式在很多方面相通并相互影响。[11]

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理论正日趋成熟,为我国构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确立该制度已没有法理基础和宏观障碍。

(二)法律基础研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并无明确规定,而且通过研究相关法条,可以探知在侦查人员是否可以作为证人在法条字面的理解上是相互矛盾的。但是,通过研究相关法律法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是有??裳?,其立法本意也并不矛盾?!缎趟叻ń馐汀泛汀度嗣窦觳煸盒淌滤咚瞎嬖颉匪淙恢皇悄诓克痉ɑ氐哪诓抗娑?,对侦查部门没有约束力,但由此可以看出两院对此是持肯定态度,亦是积极推进这一制度的开展的。

从字面上理解,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与第六十条之间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探究其立法本意,可以得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并不违反刑诉法关于侦查人员回避的规定?!暗H喂と说恼觳槿嗽薄庇搿罢觳槿嗽钡H沃と恕笔遣煌?,前者是指在侦查活动开始前就了解案情并担任证人的侦查人员,如果其继续侦查活动,势必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后者是指侦查人员就其在侦查活动中获得的证据或取证活动在法庭上提供证言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刑诉法第二十八指的是曾经担任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回避,而非担任侦查人员的证人回避。

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初步设计

实际上,在我国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最大障碍不在于制度欠缺、理论缺乏,而在于理论的转变、观念的更新。[12]在我国长期实行以侦查为中心、重实体轻程序的背景下,要推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没有可操作性的。只有转变观念、树立审判中心主义理念,才能保证制度的长期实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构建,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许多地方也对此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不断推进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但要建立并完善这一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我国真正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一)身份界定

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学者关于侦查人员以何种身份出庭作证的问题上倾向于证人性质,这种观点的确立主要受英美法系有关证人规定的影响。我国侦查人员为了支持控方的指控,在知悉案件的情况下,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庭上进行说明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但抛弃我国的法律观念、司法理论和实践用证人的身份套用,则会出现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大陆法系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一种误解。[13]

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分工合作关系,在刑事诉讼程序上,检察人员对侦查人员移送的案件提起公诉,侦查人员既有协助检察人员进行控诉的义务,也有履行追诉的职责,其出庭作证在诉讼中系一种辅助控诉的角色。因此,将侦查人员定位为公诉人的辅助人员较为适宜。这种定位不仅可以消除制度和理论冲突,还可以合理安排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为有效查清案件事实、排除非法证据具有重要意义。

(二)作证范围

1、主体范围

需要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是指在刑事案件中承担侦查任务的司法工作人员,其作证目的是为证明因职务行为而了解的案件事实、侦查行为和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谖夜鞍付嗳松佟钡乃痉ɡЬ称毡榇嬖?,故叫所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具有可行性,应当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应当是对查清案情有帮助,有可能影响量刑的关键人员。此关键人员可界定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有实质性异议,侦查人员的证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人员。

2、客体限定

英美法系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事项主要包括:现场勘查、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手段获取证据及保管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秘密侦查、诱惑侦查;接受犯罪嫌疑人自首、立功,了解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情节;证据有重大疑点。

如果我国照搬上述规定,就所有的事项出庭作证,现今的司法资源无疑无法承受,可操作性不强。因此,侦查人员的作证范围可限定为:在履行职务行为时获取的犯罪事实,主要包括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侦查人员采取秘密侦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侦查人员应证明其获取证据的合法性,主要是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时难免涉及一些秘密信息,卧底警察等秘密侦查人员如果出庭作证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对其今后的工作和人身安全不利。故警察出庭作证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不能让就其了解的所有情况都向法庭作证。[14]因此,应当允许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例外,有学者认为应确立“卧底警察免于出庭作证的原则”。[15]诸如卧底警察等秘密侦查人员可以不出庭或者其其他不暴漏真实身份的情况作证。

(三)程序和保障

国内很多学者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方式上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当直接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由法庭告知其作伪证的法律责任。[16]在此,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侦查人员作证的性质问题上来。侦查人员作为检察人员的辅助人员,其性质和普通证人是有区别的,侦查人员作证的内容是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获取的案件事实。如果侦查人员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那么应当作为职务犯罪追究法律责任。这与普通证人提供虚假证言而构成伪证罪有本质区别。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义在于法庭能够通过庭审查明案件的实体和程序事实,对于辩方而言,其主要是有一个了解案件情况的机会,而非通过交叉询问辨明证言的真伪。故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当由侦查人员直接就需要说明的情况进行陈述,再由控辩双方进行询问,而非交叉询问。对于拒绝出庭的侦查人员,不宜对其适用拘传等强制措施,且强制措施的适用并无法律依据,因其系履行职务行为,如拒绝出庭,则有失职之嫌,应由其单位通过内部规章制度进行处分。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其合法权益应受到保障。特别是从事缉毒、反恐、打黑等特殊任务的侦查人员。在庭审时,有必要使用技术手段改变侦查人员的声音、进行视频屏蔽等方式防止侦查人员的身份暴漏,防止其受到威胁等报复。侦查机关也应确保侦查人员在作证前进行技能培训、合理安排工作,作证后进行物质补偿。

(责任编辑:姜美英 )


被告人杨青祥盗窃案

刑庭  陈仁根

 


【裁判要旨】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所增加的入户盗窃型盗窃罪,基于该次修改仅降低了入罪的要求,但未改变盗窃罪属于侵犯财产罪的本质特征,故仍然应以窃取一定价值的财物作为犯罪既遂的要求。

【案例索引】

一审: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2)衢柯刑初字第150号(2012年4月9日)。

【案情】

公诉机关: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青祥,男,1982年8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黄山村黄泥墩头10号。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0日12时40分许,被告人杨青祥窜至衢州市区新新街道十五田铺村6号楼三楼欲实施盗窃,其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医院就诊卡,通过插片开锁的方法打开三楼西面住户徐雪琴的房门,其进入室内后正在卧室内翻找财物时,被害人徐雪琴刚好开门进屋,被告人杨青祥遂逃离现场。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青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盗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重新犯罪,属累犯;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分别适用《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杨青祥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审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青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盗窃,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杨青祥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依法比照既遂犯予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杨青祥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杨青祥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重新犯罪,属累犯,应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以被告人杨青祥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杨青祥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杨青祥入户盗窃的行为,其犯罪的形态是犯罪既遂还是犯罪未遂?

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中,由于其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又因为盗窃罪属结果犯,故被告人处于未完成犯罪形态,构成盗窃未遂。第二种意见是,被告人入户盗窃,构成盗窃既遂。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造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北咎豕娑ㄖ苯咏牖У燎缘男形ㄐ晕燎宰?,并未区分既遂或未遂??梢岳斫馕牖У燎缘男形切形?,只要实施了入户盗窃的行为,不论是否偷到财物,均已构成盗窃既遂形态。公诉机关也是持该种观点,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既遂。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的规定,增加了入户盗窃的规定,对于该修改的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入户盗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还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并且对公民的人身安全形成严重威胁,应当予以严厉打击[17]。根据刑法理论和相关司法解释[18]2,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盗窃的行为。故入户盗窃包括入户及盗窃两行为,但入户盗窃不是非法侵入罪与盗窃罪之结合,入户及盗窃两行为也不是牵连犯的关系,入户并不是盗窃行为的组成部分,而是限制处罚范围的要素(同时为违法性提供根据)。对于合法的进入他人住宅实施盗窃,不应认定为入户盗窃,虽然刑法条文没有表述为“非法入户盗窃”,但如果将合法入户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就不当扩大了处罚范围。另一方面,如果非法进入他人住宅包括为实施犯罪或一般违法行为为目的入户后实施盗窃,应认定为入户盗窃。入户盗窃成立盗窃罪要求行为人窃取了刑法所?;さ牟莆?,包括入户盗窃有客观价值的财物,虽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但也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额;同时也包括不具有客观价值,但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财物[19]。但是盗窃客观价值与使用价值均低廉的财物,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认定为犯罪。综上,入户盗窃型的盗窃罪其犯罪客体虽有一定变化,从单一?;す癫撇ɡ?,扩大到?;す竦淖≌材?、人身安全,但其核心的、主要的犯罪客体仍然是公民的财产权利,入户盗窃具有比一般的盗窃行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其构成犯罪的量的要求比之前刑法所规定的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要求更低(可不要求上述的较大数额或者盗窃次数三次以上,但具体的定量有待司法解释的规定),但作为侵犯财产型的盗窃罪,其本质特征要求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因此,笔者认为入户盗窃仍然要求以窃取财物作为犯罪既遂的要求。

(责任编辑:姜美英)

 

 



[1]何家弘、梁坤:《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实证研究》,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11期第23页。

[2]参见《北京司法改革又出新举措,刑侦人员首次出庭作证》,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5日。

[3]余建华:《浙江高院开庭审理死刑二审案公安侦查人员首次出庭作证》,载2006年4月8日《人民法院报》。

[4] 孙赟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的思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刍议》,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5] 魏中礼,《比较视野下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研究》,载《学术探讨》2010年第2期。

[6]魏中礼,《比较视野下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研究》,载《学术探讨》2010年第2期。

[7] 乔汉荣、邓明仁、朱春莉,《构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相关问题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4月第十二卷第2期

[8] 卞东林,《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4日出版。

[9] 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 田文昌,《欧洲六国司法制度和证据立法考察随笔》,载《法制日报》2001年3月4日。

[11] 彭勃,《检察权的性质与“检警一体化”理论试析》,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8期。

[12] 梁广,《试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8月第31卷第4期。

[13] 郭太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改革及其性质重述》,载《中国司法》

[14] 李群英,《警察出庭作证的合理限定》,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5] 曾耀林,《警察出庭作证探析》,载http://cd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317,于2012年6月2日访问。

[16]刘少夫,《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之实证考查》,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四期(上)。柳红兵,《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载《经济与法》2010年第12期。

 

[1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1.

[18]参见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19]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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